将军在映秀

    关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任何事情，是有一定密级的，在网上写、谈，应该都是有违保密条令要求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军长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各大电视台、报刊，以及网络。但说实话，其实反而是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却更加显得真实而感人。虽然我只是他手下一个不知名的小兵，但我也为在这样的集团军，有这样的军长而自豪、骄傲！
    （以下资料网络可查，不涉及泄密）
     许勇，这个49岁的将军，开创了解放军历史上又一项记录，在他亲点的先遣队出发2小时候没有任何音讯后（大山阻隔了电台信号，我们的装备啊……），毅然挂帅出征，带着三十来个兵从都江堰猛穿插，巧迂回，开出一条路，在第一时间进入震中映秀。出发前，大家都不要他去，说“军长，那很危险！”，他一摆手：“谁说将军不能进先遣队！”
　　 而在映秀，到处传讼着他的故事，这里补记几则，算是拾遗。
　　 军长骂记者的算是一则。在灾区各地，记者大军是一支重要力量，报道灾情，宣传鼓劲。多数记者能够作到以灾情为重，多帮忙，不添乱。对于极个别记者的小小不端，救援人员也宽容居多，很少有人像许军长那样开口就骂。
    不但骂人，军长急了还打人，而且是指挥部队打！
　　记者抵达映秀后，当地各路救援人员已逾八千，部队给养只能依靠直升机空运进来，直升机班次有限，而部队自带给养又很快耗尽，所以临时机场就发生了抢给养的事情。
　　抵达映秀的直升机还没停稳，就有人围了上去，准备抢水，抢吃的。许军长见状手持扩音器命令部队：「不拿出警界线的，都算搬动。搬出警界线的，都算抢！有敢抢的给我用工兵锹狠狠地揍！打死打伤我负责！」
　　将军手下的兵抄起工兵锹，迎着直升机螺旋桨刮起的风沙怒目圆睁，像门神一样，盯着一个个抱着东西的人把物资一件件放在面前码放整齐。
　　打这儿起，虽然老许一直客气地对指挥部的人说，「我在这儿只管好我的部队，完成你们交办的救援任务」，但谁都知道，他的话在映秀是最管用的。
　　在映秀，救援人员相对集中地在镇子南边的河滩上安营扎寨，部队住的是制式帐篷，模样一样，但一看就知道哪支部队是老许的。
　　我们的部队扎的帐篷有板有眼，帐篷四边全都用石块和土压好，用工兵锹拍出统一角度的斜坡，下面再挖出一道排水沟，下多大的雨都帐篷外面都不会积水，更不会有水渗进帐篷。帐篷里面正中的顶上还要挂一块石头，加大压力，可以防风。（多年野外驻训，太习惯了）他和士兵一样，睡觉的时候身下铺一件雨衣，用来防潮。
　　将军的士兵大解也是一景，他部队里的所有人要到河滩上大解，都拎着工兵锹，先挖坑，再解手，解完之后还要埋好。
　　一位战士告诉记者，「军长有令，不埋的要记过」！
　　……
　　几个灾民正在围打12号乘运输机到达灾区的一位电视台的女记者。
　　这个记者想搭直升机回成都，被灾区揪了下来。驻守机场的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军长许勇少将下令：出映秀的飞机只准运伤员，其它人等伤员运完了再说！
　 15日凌晨一点，一条可怕的消息传来：映秀以北6公里，山体塌方形成的一处高宽各30米，纵深百余米的堰塞湖已经漫顶、渗漏，随时可能溃堤！
　　这条消息令记者们彻底绝望了，一旦溃堤，湖水下泻，不肖几分钟就可以淹没映秀，跑都跑不了……
　　16日一早，映秀中学旁边的土坡上，映秀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晨会。会上将军说，鉴于映秀记者较多，可以伤员运输完毕后，分批安排直升机运送记者撤离。
　　话刚说完，一名《ＸＸ日报》记者立刻挤进人群说：「我是《ＸＸ日报》记者，能否安排我们的人先走？」
　　「一边待着去！先运伤员！」军长厉声道。
　　「我是全国……！」那人报上了他获得的一个荣誉称号。
　　「滚！那你更应该最后走！」军长骂上了。
　　冲着那个记者悻悻远去的背景，将军扔出了一句「什么东西！」
　　当最后一批伤员运走之后，将军没有食言，依次安排在映秀的中外记者近50人安全撤离。

     ……………………5月9日，地震前3天，军长来看望我们部队，从政委那得知，一个月前，军长19岁的儿子因癌症去世……………………

      人都会有恐惧，但也会有比恐惧更强烈的感情；生活中很多丑恶，但还是有美好的东西存在；人的生命都很短暂，但还是有一些可称是永恒的东西可以留下。

                                 ——骑士在阿坝的寄语

   这不是一种背井离乡的痛，而是浸润在血液、心灵中的无力的痛。居住在城市中的我们，每天看到的习以为常的情景，似乎不能再触动我们。我们的情感与另一个庞大人群的疏离，我们的麻木自私，自以为天经地义的见惯不惊，让他们无助，让他们惶惑，才是这种痛的根源。这本书所写到的弥漫在城市边缘和萧条乡野的痛，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严重的问题一农村问题。你在本书中看到的，不再是无力的呼吁和廉价的叹息，而是与父老乡亲们融为一体的甘苦体验。我们获得的不再是一种道德满足，而是完成一次净化自己的博爱之旅。

                ————《乡村悲情：乡痛，在城市的深处——前进中的中国的乡村悲情》

——我的故乡记忆与现实

　　九天揽月

  　这样的日子尽管艰难，但因为全家的团结一致乐观向上而显得有滋有味。不幸的是，后来婆媳之间的一些矛盾给了母亲很大的刺激，2001年，母亲去了福州我哥家，本来此行的目的是去照顾即将出世的孙子的，3个月之后却选择了在一个大清早，在哥嫂他们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收拾了衣物，独自回了老家。

　　经历过那件事后，母亲很长一段时间都伤心。正因为如此，我在家的时候，总想方设法让她高兴，并且瞒着父母到去买了台25英寸的彩电替代了原来又破又小的17英寸黑白电视，过年时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衣服——说实话，这些钱都是我从同学处借的，但在父母面前我只能撒谎说是自己挣的，否则他们肯定不高兴。我只是希望他们的心情能有所好转，这是什么都无法换取的，花费多少我都认为值。

　　写到这儿我真想哭，不为别的，就为我到现在还不能给父母分担压力，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我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会的，而且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此时此刻，在这千里之外的四川，我至尊的父亲，我至爱的母亲，儿我向您叩首！

　　姐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生于1965年，二姐1969年——她们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的。对于她们的童年我知之甚少，只是偶尔从母亲和她们自己的口中了解到其中的若干片段，知道了大姐上小学的时候得成天背着我哥，而二姐稚嫩的背则成了我记忆深出暖暖的摇篮，我就在她的背上摇呀摇，摇过了我的幼儿时代，也摇过了我的半个童年。我不知道一般人大概是从何时开始记事，但我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二姐背着我的时候，因为不知何事让我不高兴，我就又哭又闹，还抓她的头发，姐就使劲地左右晃动着我以作报复，而我就闹得更凶了。这个场面成了我最早的关于幼儿时期的记忆。

　　大姐初中毕业，因为没考上高中和中专，就回家了，二姐则小学四年级还没毕业就辍了学。从我逐渐懂事开始，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时两个姐偶尔会说起这件事，母亲总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解释说，当时不像现在，家里连只鸡都不许养，哪来什么收入，穷得叮当响，早晚吃的稀饭稀得捞了半天不见饭粒，更不用说有钱读书了。姐姐有时候会不客气地“将”上一“军”：那时候哥又怎么有钱读书！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也只有苦涩地笑笑，不言语了。现在想来，不能否认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家庭的贫穷。如果不是父母含辛茹苦，再忍辱负重也要把我们兄弟俩送到学校去，那么我们姐弟四个就都只能在家继承父母的衣钵了。当然也正是因为两个姐在辍学后回家做了父母的左臂右膀，我们兄弟俩才有了安心求学的机会，她们为我们所做的付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两个姐（尤其是二姐）本来所学就不多，辍学后又没日没夜地奔波劳作，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份“闲情逸致”接触书本，到后来仅学到的一些东西也就忘得差不多了，为此她们都没少吃苦头。我初中时开始自己写对联，一般大年三十那天我一边写，二姐就一边贴。我高一那年贴对联的时候，由于我没告诉她贴哪儿去，她竟然把一副该贴在猪圈上的对联给贴到大门口上了，幸亏发现得及时，才没遭邻人的笑话。我知道那是由于二姐认识不了几个字所致，便没有大声嚷嚷，但直到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当我悄悄地把那副贴错的对联揭下来的时候，站在一旁的姐是满脸通红。到后来，我们镇上有家外地人办的裁缝培训班，因为那个时候大姐已学会了裁缝，我妈就便极力“怂恿”二姐去报了名以便也学点手艺。二姐刚开始还踌躇满志，打算学成之后便自个儿开家裁缝店，可过了不到10天，回来便说不去了，原因是那个外地来的师傅讲的是普通话，而我们当地客家方言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别，二姐只能连听带猜；这还不算什么，师傅一边讲解还一边板书，姐姐就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自然就学不下去。大姐也有本难念的经：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姐家一面养鱼，一面还因地制宜地养些家禽家畜，有一次，因为看不懂说明，一次大姐错将某一种新出的杀虫剂拌了饲料喂鸡，结果一夜之间家里的鸡差点遭到灭顶之灾。

　　　两个姐都在25以后才嫁，这在农村算是大龄了，当然不是因为嫁不出去，而是她们都希望能为父母多干几年活。我上初二的时候大姐嫁到一个比我们家还偏远的地方，姐夫高中文化，会畜医，比较上进而且脑瓜子也不错，或许这是大姐愿意嫁到偏远地方的原因了。结婚的头几年，他们承包了村上一口六七亩地大的山塘养鱼，等鱼渐渐长大之后，每天要好吃光几担的草，于是大姐只有一整天到处割草，然后挑过去喂鱼，不管天晴下雨也不管是否有病在身，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尤其是到了夏收夏种的时候，不仅要忙割鱼草，还得顾田里的

活，那种滋味实在不是用语言可以形容的，到十月份卖鱼的时候整个人都要瘦上十几二十斤。这种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不过一年下来可以收入七八千块，在当地来说已经算不错的了，那些村干部眼红，将承包费大大增加，于是再养鱼也就不划算了，大姐和姐夫也只有另想法子。先是打算种香菇，于是从山上砍了一大堆枫树扛回去，凿了眼，放进香菇引子，却因为买的是劣质引子而使得这些费尽千辛万苦弄回来的枫树成了废物，我春节到她家去的时候，在一大堆枫树里我们找了半天才找了几个很小的香菇出来。后来养了上百只鸭子，这也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因为离市场远，价格也不好，于是只能卖一部分，而留下一部分下蛋，但接下来卖鸭蛋也是一个麻烦事，那时候姐和姐夫每逢墟日都载满满一两筐鸭蛋到集市上去卖，一直过了好几年这些鸭子和鸭蛋才处理掉。除此之外，大姐还得操持一个家，除了种菜做家务，还得经常象我母亲一样上山割柴，下地摘草喂兔子，总之为了生活什么都得干，这几年一年比一年辛劳，然而收入却一年一年减少，日子也一年不如一年，生活的压力也就一年比一年大了。所幸的是两个孩子都聪明伶俐，大姐和姐夫便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他们身上，不过面对他们一年年狂飙的学费，除了迷惘与无助又还能怎样？

　　二姐出嫁的时候我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读高二，二姐怕影响我的学习而没让家人告诉我，因此我是月末回家的时候才知道这事的。看着姐一切依旧而人已不在的房间，我心里只感到说不出的酸楚，这不仅是因为二姐曾背着我长大，并且还救我一命，更因为，我们姐弟四人中二姐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关系也最为密切。我读初三那年曾因为一次不小心摔了一跤，左膝盖被擦去一大块肉，当时就可见白色的膝盖骨。当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家后，二姐用自行车载我到镇医院去。我先坐到自行车后架上，当二姐上了车之后，由于不习惯这种搭人方式，于是车把在晃了两下后就连人带车翻到了旁边一米多深的沟了去了。二姐爬起来后第一句话就问我伤到了没有，并且马上把我抱起来，擦去我身上的泥巴。看她一脸抱歉的样子，我说我一点事都没有呀！我的伤口缝了七针，在这过程中二姐就站在一旁看着医生一针一针地缝，尽管打了局部麻痹，但每次那针穿过我的皮肉时那钻心的痛仍让我全身不禁要颤抖一下，我一会儿看看医生为我缝肉线的动作，一会儿看看一旁的二姐，我还清楚地记得，有好几次二姐都别过脸不敢再看，我知道她哭了。二姐出嫁之后，生活一直很艰辛，先是跟二姐夫出去做“小工”，每天7点从家里出发晚上6点才能回到家，一天累个半死也只能挣10块钱，而且也不是天天都有；后来替镇上一家纸厂贴银箔纸，利润微薄，加上老板极其苛刻，因此一天下来顶多也就得个8、9块钱，二姐还贩卖过橘子，因为没经验而折了本，诸如此类，生活的不容易实在不是语言可以表达的。

　　上大学以后每年寒假我回家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两个姐，但我所看到的，除了满脸的憔悴与越来越深的皱纹，还有黝黑而失去光泽的皮肤，别无其他。每次看到她们，我都想哭，哭曾跟我们一起长大有说有笑的姐如今为了生活什么都得干；哭才30来岁的的姐看去似乎早过了40……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愿意去看望她们，一想起她们那劳累而无助的样子，而我却不能给她们任何帮助，我总感到无比难过。我不知道这种局面何时会改变，也许等我工作之后我可以给她们提供一定的支持，我也会扶助她们的孩子读上大学，看是这都不是办法，他们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局面，是否惟一的希望真的只能寄于下一代，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关于医疗

　　“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叫郎；过路的君子念一遍，夜明清睡到天亮。”这句顺口溜，对于曾居住于乡下的客家人来说，恐怕是再熟悉不过了。据说如果哪家小孩经常夜啼不止，做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的，便在一张两个巴掌大小的黄草纸上写下这句顺口溜，然后粘贴在比较多人经过的路边电线杆、墙壁上，路人看了，那夜啼的小孩就会好起来。

　　我上大学以前，经常能在家乡的路边看到这样的黄纸片，并且几乎每次看到后都会很虔诚地看上几遍，默默祝愿那个小孩早点好转。请别笑话于我的迷信，因为连我自己都丝毫不相信这样的办法能够起到任何作用；也请不要把这样的做法简单地归咎于迷信，因为也许贴这些顺口溜的人自己也不相信呢。在我看来，农民经济的窘迫与农村医疗水平的极端落后才是产生这种现象的祸首罪魁。

　　经济的窘迫使大部分人在生病、受伤的时候选择了忍受，面对常常光顾的感冒发烧腹泻之类的小毛病时如此，面对一些很严重的疾病或者意外之伤时，也几乎如此。小时候我全身被开水烫伤的那次，应该不可谓不严重，但父母也没有把我送去医院，而是用茶油给我涂上，后来也只是到一个小诊所买了些药水和纱布，然后请赤脚医生给我打了一周的针，仅此而已。到后来我表哥爆竹爆炸那次，即使被炸得全身大部分皮肤焦黑，受伤如此严重，也没有送到医院去。我并不认为那是我父母不爱我，也不认为那是我大姑不爱我表哥，我把这些归因于穷，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对健康以至于生命的麻木。我在外地念书的时候，每次回家，经常都从母亲嘴里听到哪个非常熟悉的长辈甚至平辈死了的消息，我总感觉吃惊，他（她）不是看上去身体很好的吗？有的时候母亲会告诉我他们是死于什么病，但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告诉我：谁知道呢？是啊，多数人死了，但别人确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也不知道他死之前到底忍受了怎样的疼痛。我高中时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同学，他母亲死于急性心脏病。后来他很是自责地跟我说，他母亲在家里晕倒后，还没送到医院就去世了，而之前谁都不知道她有心脏病，如果早一点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也许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宽慰他，但我知道，如果仅仅是如果，在农村，似乎这样的结局才是正常的。

　　医疗水平的落后不仅使一些常见的疾病变得复杂，或者发展成慢性病，甚至因为误用药，不仅使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深。就我们镇来说，方圆应该不止150平方公里，总人口两万多人，但只有一个中心医院，医生少，设备简陋；至于我们附近的几个村，只有几个赤脚医生，以及几个小药店，这些赤脚医生或者药店老板，不仅没接受过任何医学教育，甚至有的连一些常用的药名都没听过。其实这种现象在农村是再普遍不过了。我的二姐，不知何故皮肤搔痒，到很多医院看了，吃了很多药，都没用；尝试过不计其数的所谓偏方、祖传秘方，也没用任何好转；听说邻县一个部队复员回来的个体医生擅治皮肤病，去看了，还是没用，空花费几百块的药费。一年多以后到一个比较大的医院，才知道那只不过是普通的荨麻疹，但因为耽误了治疗，已经成了慢性了，需要坚持吃上至少三个月的药才行。窥一斑而知全豹，如果仔细算起来，在农村，由于医疗技术的低下医疗水平的落后，许多小病的花费加起来反而比在城市里的还高得多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充满泥泞的记忆

　　此时此刻，外面正下着小雨，淅淅沥沥的。

　　我对下雨从来没有好感。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每次下起雨来，总有雨水从破了的屋瓦上滴下来，一滴一滴的，滴得我心慌。不知道为什么，每当那个时候，我总会莫名其妙地担心我家的屋子什么时候会突然塌下来。南方雨多，山区更甚，春季的梅雨天气自不必说，上学和放学时，被春雨泡了一两个月的田埂路曾不止一次地让我一屁股坐到了刚耙好的水田里；夏秋季里的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这对于晒谷子来说是件非常头疼的事，前几分钟还骄阳似火，转眼间，一片乌云飘来，对面的山头已经转白了，大雨很快就要来临了，于是全家老少齐动手，手忙脚乱地把晒谷坪里铺开的稻子收起来，不过多数时候收到一半的时候豆大的雨滴就开始往下砸了，或者等收好了终于可以直起腰喘口气的时候，发现太阳又露出了笑脸，只好又老老实实地把刚收好的谷子铺开。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有，倒霉的时候一天还碰上好几次呢！我关于农村的记忆，就这样整个儿地浸泡在滴滴答答的雨水里。

　　　岂止是关于农村的记忆里充满了泥泞。这一年3月份，春运已经过去了，我从成都坐火车去广州，第二天晚上八点半，火车从怀化站出发不久，一个十几岁的四川女孩，可能是高中刚毕业想去广东打工的，但在拥挤混乱的车上站了二十几个小时之后终于不堪忍受而精神错乱，从我旁边的车窗上一跃而下。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车窗外也飘着小雨。

　　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完成的第二天，我开始写下这个帖子。我想趁论文答辩完成到毕业

    离校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里把我20年的农村生活略加整理后展现出来，否则工作以后恐怕就没有时间和心情了。我自认为我是个乐观的人，无论什么样的挫折我都可以平静面对。但这次我想错了，写这个帖子就象一个怀孕的女人生下她的孩子，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没有电脑，只好跑到学校的机房里去，好几次写着写着就满含泪花，以至于旁边的人几次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如果当时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想我一定会泪泗滂沱。

　　回忆并且整理这些事情让我身心交悴。原本希望把我所能记忆的东西完完整整地写下来的，但终于还是在只写了一半都还不到的时候选择了打住。算了，我不愿意再继续这种自我折磨的痛苦旅程了。

　　那些辛酸的往事，时时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我的记忆。遗憾的是人脑不能如电脑一般可以进行有选择的删除，但我想我会努力地去忘却，努力地使自己以后都不要再想起来。

　　但愿雨季不再来。

——我的故乡记忆与现实

九天揽月

　   在我的记忆里，家乡的夏季是跟水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上了大学，同学说我来自江南水乡之时，我说我对水乡没有任何好感，因为它对我而言，只是波涛汹涌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日子啊，日子

　　南方的夏季总是格外的长。从公历的2月一直到10月，除了下雨的时候，天地间就只剩下阳光在肆虐了。7月、8月份是一年里最热的月份，对于南方的炎热我是深有体会的，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连续卖了两个暑假的冰棒，先从冰棒批发处批发了冰棒、冰糕，然后就顶着烈日到处喊着“卖冰棒、卖冰棒”，到中午的时候太阳晒得路上的柏油都化了，化了的柏油粘得连穿在脚上的拖鞋都提不起来，那个时候对于烈日的体会是再深刻不过了。不过这跟在烈日下的夏收夏种相比，又实在算不了什么。

　　夏收一般开始于公历的7月中旬。十一二岁以前因为人小，只能在家里，晒晒谷子，中午的时候帮着做点菜之类的。记得我小学三年级暑假，农忙时候，我和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哥留在家里，中午做菜，由于南方天热，因此几乎顿顿都离不开汤，我们做好了一大脸盆汤，哥让我把汤端到吃饭的那间屋去，当我端着满满一脸盆刚舀起来的汤出门的时候，因为没注意到门槛而被绊了一跤，于是那盆汤就一股脑儿全倒到了我身上，当时我只穿着一条短裤，突如其来的滚烫让我惨叫一声，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一把脱了身上惟一的短裤（穿着衣服更痛），并且拿了冷水往身上泼。我无法想像如果现在往我身上浇哪怕一小勺开水会是怎么一种感受，但当时的惨痛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情那景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还是让我心惊胆战。我只记得大概十秒钟之内我的脖子以下全身冒起了一层大大小小的水泡，其他的就都了无记忆。直到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有大人找来了茶油，涂了全身，感觉才好了点。不过所幸的是过了两周左右全身就痊愈了，也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等我上了初中，就开始跟大人一起做农活了。夏收夏种当中最辛苦的当数割稻子了。离家近的倒还好，远的可就麻烦了。由于人多地少，于是在山窝窝里都开辟了一块块大大小小的梯田，而这些地方离家都很远，最远的大概有八九公里。去的时候还好点，扛上打谷机，挑上几担空篓筐就可以了，而回来的时候可就没那么悠闲了，除了2人扛打谷机，一人拿打谷机的盖盖（由于比较轻，一般都是年纪小点的人拿，我小些的时候就享受此特殊“待遇”），其他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得挑上一担谷子回去。这一担刚收好的湿谷子少说也有100来斤，要挑着走八九公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可不是开玩笑的，更何况往往从早上七八点一直干到下午2点以后、吃过午饭，又得从3点多中干到天擦黑才收工，这个时候正是饥肠辘辘浑身乏力的时候。我们几个年纪相仿的堂兄弟，人小力气小，一般挑上几百米就歇一下，一路上走走停停说说笑笑，还可以到路边摘些野果来吃，现在想来苦中作乐也别有一番味道，但那些大人，因为还得赶回去做饭菜，或者还有其他事情，中途一般只能歇上两三次，往往等我们挑回去时，他们把饭菜都做好了。

　　种植农作物是有严格的节气的，而这些节气除了遵守别无选择，这节气特别的紧，人也只有赶趟儿似的跑。夏收之后马上进入夏种，也就是莳田了。跟割禾相比，莳田要轻松得多，只不过一整天地弯着腰，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连躺下去都很困难，甚至等田莳完都好几天了，一个个还揉着腰喊酸。夏收夏种结束了，大概也到了8月中旬了，接下来还得交公粮呢，从家里挑到粮站大概有4公里路，我们家1000多斤的公粮，来回得好几趟，不过可以走大路，要比山路好走多了。等公粮交完了，整个夏天的农活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于是一般家庭都会买点肉，或者杀只鸡呀鸭呀什么的，辛苦了一个多月，总还得慰劳慰劳，我们谓之曰“完工饭”。至于2个月以后的秋收，那是夏收的翻版，此处不提。

　　　南方农村的夏天是炎热而忙碌的，但忙碌之余，乡亲们晚上吃过饭，洗了身子，还会偶尔串串门，拉拉家常，说说与农事有关或者无关的话题。很小的时候对这些不感兴趣，于是就在大人们谈论四五六（客家说法，就是聊天）的时候，我躺在长凳上看着夜空里的星星，如果偶尔看到流星，就会很兴奋，尽管按照我们那边的说法，看到流星是要死人的。多数时候看着看着就在不足20厘米宽的长凳上睡着了。渐渐长大以后就开始关注起大人们的谈话来，多半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问题，不过最后话题都会不自觉地转移到村事世事上去，骂那些缺 德的村干部又来收了什么猪肺牛肺（即各种费）的；骂如今生活水平没有好转前来收费的倒一年比一年频繁，还有其他一些是古非今指桑骂槐的话题，当然，骂过之后总会沉默好一阵子。只是我也越来越明白，除了身体上的劳累，他们的内心同样充满愤懑与无奈。

　　忙完了农活，在爆竹之乡的乡亲们就又开始了那与死神打交道的活计。男人做爆竹女人编爆竹（就是用引线及细线把一个个爆竹编成一长串），分工大抵都是如此的，那些自家没有做爆竹的，一般也都从其他人那里拿了爆竹来编，挣点钱当家用。与做爆竹相比，编爆竹的危险性要大大减少，不过成天与银粉打交道，由于银粉具毒性，因此一般常干这活的人手上都裂了大大小小的口子，冬天更甚，除了贴上最便宜的胶布，也别无办法，许多人一双手贴满了胶布，新的又缠在旧的上面，但即便如此，也还有口子在一边编爆竹时一边流血，弄得编爆竹的板子都洒满了鲜血。这也是极端廉价的活儿，早上七八点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一整天下来，即使非常熟练的人也顶多编15000个左右，按0.70元/1000（这是去年寒假回家我所知道的价格）来算，只有十块钱。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1997年（具体是不是这一年记不太清楚了）我们村被评为“小康村”，听母亲说，上面来的干部挨家挨户登记一年的收入，包括田里的庄稼、养的家禽家畜，以及地里的红薯，把这些收入按照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折算成收入额，但对于成本，却只字不提，我才知道，原来小康是这样算出来的。

　　这就是下层的农村人的生活，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这样的日子里，辛劳，而且看不到希望。

　　我很庆幸我有机会跳出“农门”，再也不用过父辈一样的日子了，但20年的这种生活却无论如何是不能磨灭的。我站在寝室的阳台上眺望东南方的天空，在那片天空之下，不仅洒下过我的热血、汗水、辛劳和泪水，更有我父辈、同辈以及晚辈如今还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生活，一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吃上一顿肉、使用已经用了两三年甚至毛都磨光了的牙刷、吃自家地里种的产量高却粗糙无比的大米。说实话的，在学校的时候我不时感到愧疚，因为我的双亲还有两个姐、姐夫在为生活奔波劳碌之时我却在这里过着如此悠闲的日子。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心里充满了苦，我也不需要别人来知道，而宁可一个人独上天涯。

　　我的父亲

　　我父亲有三兄弟，他排中间。大伯后来官至县某局局长兼副县长，算是小有成就了。大伯一家住在县城里，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没有一起回来过，即使直到现在我对他们家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大伯的四个孩子中我有两个素未谋面，另一个也仅仅只有一面之缘。记得我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暑假，因为当年我哥考上了县一中，于是父母让我们先行到大伯家看望看望他们，一来求得日后有个照应，二来也可以让我兄弟俩见见世面，因为我们长这么大都还没到过县城呢。我哥和我便提着三四十斤糯米、几个鸡蛋，还有一只小母鸡去了县城。我们花了好大波折才找到大伯家，敲了门，开门的是一个老年妇女（后来才知道这是伯母，但之前我们都没打过照面），当知道我们找谁之后，她回答说他不在，开会去了，语气颇凶，说完还拿起了扫把（后来她解释说当时是想扫地），我们都以为她要赶我们走，吓得一溜烟跑出了县政府大院。没地方可去，我们就在街上晃悠了一阵，看车水马龙，和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等饥肠辘辘了才买了点东西吃，然后回家。可到了车站我们才发现车费不够了（吃午饭的钱可不在我们的预算经费范围内），不得已只有走路回家。县城距家25公里左右，我们就那样提着带来的米、小母鸡及鸡蛋一尺一尺地“量”回去，中途还得不时把小母鸡放出来给它喂点水和米，免得它死了的话我们回去了不好交代。

　　　从那以后我对大伯一家的感觉由神秘变成了敬畏。渐渐懂事之后，我明白了大伯他们其实是看不起还在农村的我父亲和叔叔。我爷爷93年去世以前大伯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通常上午回来，吃了午饭后回县里去，有几回还呆了一个晚上才走。等我爷爷去世之后，大伯就只有每年清明之前家族扫墓的时候才回来一次了，而且似乎从没在哪家吃过一次饭，到后来就连家门都不进去了。今年3月底我工作定了后顺便回家看看父母以及扫墓，扫墓那天上午10点大伯和他小儿子（即我堂哥）直接到了墓地，等扫完我爷爷奶奶的墓，他们就直接坐车回 去了，尽管我们一再希望他们留下来吃饭，毕竟回家一趟很难得。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与了解。我常常在想，我们平时所讨论的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问题，其背后又是什么因素在作怪呢？其实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里，歧视无处不在，而不管在城里还是乡下：在城市里呆了10年的歧视只呆了5年的，呆了5年的歧视刚刚穿上皮鞋，裤腿上的泥巴还没有完全干的，而这些人又歧视乡下人；10万家产的歧视1万的，1万的歧视穷光蛋，穷光蛋歧视负债的，负债的歧视连负债资格都没有的……相反的因为歧视而导致了媚上：负债的谄媚穷光蛋，穷光蛋谄媚有钱的……呵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抵如此吧。在这无处不在的歧视与谄媚后面，我想更为深层次的是整体素质的低下、人格的分裂和人性的弱点。

　　不过说起来还真的感谢我大伯对我父亲的歧视，正是这种歧视成了促使我不断向上的原动力。事实上，我第一次高考的时候，身在全县末流中学的我毅然放弃了本科及以下志愿而选择了读“高四”，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延续我父辈的悲剧，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考不上好一点的学校，若干年之后我哥（当时已考上了东北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或许就会如我大伯歧视父亲那样地歧视于我了。

　　父亲是个农民，却以打鱼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父亲打鱼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不过使用的仍然是最原始的工具，这工具也是自己动手做的，并且一般只到很小的溪里，或者田间水沟里打。原先的时候溪里水田里鱼很多，于是打得也多，并且不用走很远，到后来田里农药用多了，鱼也就渐渐地少了，父亲打的鱼就越来越少，走得也愈来愈远，一般都在二三十里以外的较为偏僻的地方去。父亲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得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上路了，下午必须在一两点之前赶回来，以便将打来的鱼拿到五六里外的集市上卖，这样算来父亲一天之内除了打鱼，还得走上六七十里路，也就这样送走了一个个春秋。长期的水里劳作使父亲落下了风湿性腰疼，一到阴雨天我总能看到父亲捂着腰一副很痛苦的样子。

　　在父亲三兄弟中，大伯念至师范毕业，而叔叔也到了高小毕业，惟独父亲没有上过哪怕一天的学，因为家境不好三兄弟中必须有一人在家协助我爷爷他们。没上过学的父亲也是三兄弟中最老实的一个，经常干些“傻事”。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老实的父亲也不时被村里一些人所算计，连村里那些干部，在收诸如学校集资款等等杂七杂八的苛捐杂税的时候，首先就直奔我家而来，而父亲被那些村干部花言巧语一番之后，往往就“慷慨解囊”。这一点母亲尤其生气，毕竟她明白这钱来的是多么不容易，于是每每这时母亲总是埋怨父亲，而父亲几乎从不顶嘴，或者是因为理亏找不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无以还口，于是就只是憨憨地笑。

　　尽管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却拼了老命也要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送到学校去。父亲不擅表达自己的情感，只是偶尔会在其他人面前说上两句。我高中毕业那年暑假，因为放弃了考上的大专，我堂叔问我父亲怎么办，父亲说：“只要他还读得下去，我们做父母的再穷再累也要供他读下去。”这是父亲在一次乘凉的时候对我堂叔所说，而我无意中听到的，当时我心里是一阵的酸楚。

　　　父亲平时不爱说话，而宁可在一旁静静地听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我上大学以后，一般都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当我回到家，父亲见了我也只笑笑，说，回来啦！然后就呆一边听我们讲话，也许他能看到我就是一种幸福，而我，只要看到父亲的身体依然硬朗如初，也就感到踏实了。

　　母亲

　　一想起母亲，我总有想哭的冲动，尽管我知道，男儿当有泪不轻弹。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忙忙碌碌的：早上6点钟就起床做饭（用大锅做一日三餐的饭，不仅包括人吃的，也包括猪吃的，到了中午晚上我们就只能吃那结成一团的冷饭，猪食也只有在喂之前加热一下），做好了饭，还得洗衣服，等这些都忙完，差不多八九点了，如果我们还没起床，母亲就叫我们起来吃早饭；吃过早饭、洗过碗筷，母亲就掮把锄头到田里看水、除稗草，或者到地里种红薯什么的，通常一直要到下午一两点才回来；回来还得喂猪、做菜，匆匆吃过后又忙去了，而晚上回来时通常都是七八点了，接着还得喂猪、摘菜做菜，等吃过晚饭，洗过澡，差不多也就10点了。农村的夜晚，除了虫鸣蛙叫，大概别无其他，更别提夜生活了，于是看电视便成了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可这个时候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总是看了没多久就打起盹来。我们叫她先去睡吧，她总不肯，非得陪我们。直到如今七八年过去了，而母亲打着盹似睡非睡地陪我们看电视的场面成了我脑海深处最为鲜活的记忆。

　　两个姐出嫁之前我们家7口人，人均八分田，共计五亩六，而且有一大半在很远处的山窝窝里，一年两季水稻让我们都饱受折磨。其实不光田多，地（在山上的旱地）也多。为了能多种些红薯、萝卜之类的，母亲到处开垦出大块小块的地，这些地一般都分布在山旮旯儿，因此要去锄地、上土什么的都得走上很长的路，十分辛苦，即使而到了收获的时候，一担一担的红薯也确实经挑好一阵子的。小时侯我经常扛把锄头帮母亲种红薯或者收红薯，有几次因为不听母亲劝告，光这膀子干活被太阳灼得脱了一层皮，过了好几天背上、手臂上都还火辣辣地痛。在我们那个村，我们家收的红薯总是最多的，虽然每天早上都吃，到第二年五六月份仍还剩下一大堆。人吃不了的，就拿来喂猪，这样可以节省猪饲料，这也是母亲不辞辛劳地种大量红薯的原因了。

　　尽管辛劳，日子仍过得紧巴巴，尤其是我哥上大学之后，家庭支出激增。为了能熬过去，母亲总是省吃俭用：猪肉一般要一个月才能吃上一回；做菜的时候总是放少得可怜的一点猪油；日常用的灯泡除了我房间的是60瓦的（因为母亲担心昏暗的灯光会损坏了我的眼睛）以外，其他的都是15瓦的，诸如此类。当我们村大部分家庭都开始烧煤的时候，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上山割柴，只是因为烧煤平均下来一天要花大概一元钱，母亲认为一年下来就是三百多块了，心疼。长期的劳作使母亲腰板硬朗，因此很少生病，不过感冒发烧之类的那是谁也躲不过的，这时候母亲从不去医院看病，只是一个人跑到房间睡觉，而且晚饭都吃不下。这点跟我父亲如出一辙。

　　母亲和我父亲一样，都没上过哪怕一天的正规学堂，不过因为我外公识字，再加上生产队的时候上过夜校，因此比较常见的字基本还是认得，只是不会写，这比一字不识的父亲就强多了。哥上大学之后经常写信回来，等其他人都看过了，母亲就戴起老花镜，端个凳子，然后很专注地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看，嘴巴还一张一合的，碰到不懂的字就问我们，一封信大概要花上半个小时以上才能看得完，看完之后按原来的样子折叠好，收起来，待其他空闲时间，又会拿出来看上一两遍。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发过火，也没有骂过我们姐弟几个，如果有什么看法，她就等我们说完之后才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们。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是我高一那年，因为我所读的高中是全县末流中学，在这个学校里没有人对高考抱有希望，历史上应届升学率文科为零，理科也好不了哪儿去，仅有几个考上的多半也是因为座位好靠舞弊得来的，那时侯我跟其他同学一样，看不到出路在哪儿。一次在家时我不经意地说，考不上大学，以后就出去找我哥，让他帮忙找份工作，母亲紧接着来了一句：“父母可以养你一辈子，可兄弟是靠不住的。”这句话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而后来发生的事也表明这话是不幸而言中了。第二是我“高四”那年暑假，因为大姐家只有她和我姐夫两个劳动力，农忙忙不过来，于是就把我外甥送过来让我们帮着照看。这小家伙很调皮，白天连影子都见不到，晚上就一身泥巴跑回来，劳累了一天的母亲还得给他洗澡洗衣服，等大家吃晚饭的时候他又在母亲怀了睡着了。后来我实在看不过去，我对着他发火，嚷要送他回家，母亲说，难道你没有看到你姐现在累得都只剩下皮包骨头，不成人样了吗？我顿时哑然。最后一件事发生后最近，我回家玩了一个星期之后，返校时绕道福州去看望一个大学同学。去之前母亲问我到了福州后去不去哥家，因为跟哥有些矛盾，我真的不想去，于是我说看情况吧，母亲说：“他毕竟是你哥啊。”正是因为这句话，我到了福州之后尽管费了一番波折，但还是去了，看了哥、嫂，以及已经2岁多了不过从没有回过老家的我侄儿（我哥嫂他们自从有了小孩连续三年没回家了）。母亲也从来不干涉我们，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几乎都是支持的，一来是她本身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经历过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事，无法给我们一个好的建议；二则应该归于她对我们的信任了。正因为如此，我们都从不轻易做出决定，我们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让母亲失望。现在想来，尽管母亲文化水平不高，但其教育子女的方式是一般人甚至是一些颇有学识的知识分子所不及的，而这种宽松的家庭环境使我们获益匪浅。

——我的故乡记忆与现实

　　九天揽月

    我来自农村，20年农村岁月使我对农村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除了家乡，我还到过四川通江县、人悬棺所在地四川珙县、泸定桥所在地四川泸定县和康定情歌发源地四川康定县。

    这些地方各具特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贫穷与落后。如今我把我的一些所见所闻写下来，期待有更多的朋友管中窥豹地对我国农村有更为感性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

　　我的家乡闽西武平县，地处福建西南部，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南与广东梅州相连，西与江西赣州接壤，总人口37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武平是中央苏区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率领红军主力三进武平开展革命斗争，全县有革命基点村27个，老区村207个。武平也是闽西革命老区4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

　　武平是我的家乡。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尽管离开家乡已7年，但那里的一山一木，一水一田，还有纯朴甚至近似于愚昧的乡亲，仍常常在我的眼前闪现。那20年的生活，总让我难以释怀。

　　关于爆竹

　　我相信大凡中国人都知道爆竹，而且想必有一大部分人还玩过。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不可或缺的爆竹，为节日的喜庆平添了几多热闹。然后在我的记忆里，爆竹却几乎是死亡的代名词。

　　我家所在的几个村以做爆竹而远近闻名。说起来也怪，除了我们那山凹凹里的几个村，山外头的都不做这个东西，也许是传统使然吧，因为我的记忆是与爆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六七岁吧）就开始给爷爷当助手做爆竹了。不过当时的爆竹没有现在的威力大，而且做的过程中也没那么危险。到后来爆竹做得越来越大，而且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制作过程越来越规模化，这个过程也就越来越危险。爆竹是用火药作为爆破材料的，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硫磺、雄磺、白药的混合物。由于是家庭手工制作，乡亲们都是自己到集市上买来这些原料然后根据一斤白药六两硫磺三两雄磺的比例混合而成制作爆竹的火药，后来出现了“银粉”（当地客家语称呼，至于学名是什么，我也无从知道），其威力比原来土制火药要大得多，因此制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就比原来大大增加了。

　　从20世纪年代中期到1996年我上大学，我们总共不足2000人的几个村每年因为爆竹爆炸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应该不下30个。如果发生重大事故，则一次就死亡十多个；至于不同程度受伤的，那就更多了。我的初中三年是在我们当地的一所中学念的，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经常都能听到爆炸声，有时候甚至把教室的窗户都震得咯吱咯吱响，我们就知道，又是哪一家出事了。对于一些小的事故，我们都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了，但对于那些特别巨大的爆炸声，大家经常会涌出教室去，看那离我们也许只有五六百米某个村落的某处冲天而起的浓烟，有时能看到火焰及村民们救火的场面，还可以闻到浓浓的火药味，而到了下午或者第二天就会有附近的同学带来关于这次事故的确切消息，如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几间房子被炸平等等。初中三年，我已记不清听到过几次类似的爆炸声了，而我也就在这爆炸声中告别了初中，去了异地，也就很少能听到这种爆炸声，但我仍时时从父母亲友那里知道什么时候哪家又发生了不幸，而那些家庭中，可能就有我的亲戚或者近邻。

　　我曾亲眼见过我的一个表哥被炸伤的情形。什么时候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我在家，听到不远的另一个村落传来爆炸声，但没在意，后来有人报告说是我大姑家出事了，于是大家都跑了过去。我不敢靠近看，毕竟我怕看到那种场面，于是只远远地站着，看到表哥浑身赤裸着，皮肤被烧得焦黑，不过他还能走路，嘴里呻吟着“好痛好痛”，其他人往他身上涂茶油还是其它什么油。原来是我表哥在制火药的过程中，因为地面不太干净，有沙子，沙子与火药摩擦从而引发爆炸。不过幸好当时没有制多少，否则后果不可想像。自从这次爆炸之后，表哥把做爆竹的家伙扔的扔，烧的烧了，并发誓从此不做爆竹。不过大概只过了一年的时间，表哥又开始重操就业，问他，你不怕吗？他苦笑着说，怕又有什么用呢，要生活呀！直到现在我每次看到表哥的时候，尽管我刻意不去看他身上所留下的疤痕，但那疤痕总是那么刺眼地在我的眼前晃着，让我无从回避。

　　　我家隔壁家的一个小女孩，我是看着她长大的，乖巧可爱，小嘴巴格外甜，也不怕生，见了我总要大声地叫我叔叔，然而死神连这个小女孩也没有放过。在她还不到4岁的时候，那天她在她爸爸旁边玩，口渴了嚷着要喝水，当时她爸爸正在插引线（做爆竹中的一道相对安全的工序），于是起身去给他倒水，小女孩无意中碰到了她爸爸还在做的爆竹，爆竹倒地发生爆炸，无辜的小女孩当场死亡。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小女孩的爸爸和他妻子双双外出打工，很难得回一次家，加上我长期在外，也就一直没再见到过他。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他乡过 得好不好，会不会经常想起那早已天隔一方的可爱女儿？

　　1985年发生的一次大爆炸，因为我差点就此消失而使我现在想来仍感到后怕。那年我9岁，与二姐一起跟着爸爸到集市上卖东西。中途我吵着要爸爸给我买水果，我爸就去另一个地方买去了。过了没几分钟，离我和我姐站的地方不到十米处（当地火药交易市场，发生此次爆炸后搬迁到其他地方）发生剧烈爆炸，幸亏我姐眼疾手快，一把拖着我不顾一切往外冲，在冲的过程中就有被烧得漆黑的尸体从我们脚下滚过。由于是集日，上千人的集市一片大乱，当我们好不容易冲到安全的地方时，我脑袋里是一片空白，并且全身不断地颤抖了半个多小时，后来才发现我的腿上、手肘上几处在流血，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碰伤的，而我的手里，还紧紧握着那个秤砣。过了很久爸爸才找到了我们，但我已记不得他当时是什么表情了。这次爆炸总共死了不下15人，据说还上了第二天的新闻联播。感谢我的姐救了我一命，否则这次爆炸的死亡人数也许又多了一个。这次死亡体验让我尚且幼小的心变得非常敏感，以至于日后当我面对爆炸、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总会不自主地一阵阵战栗。

　　我与爆竹的亲密接触远远没有结束。从高一到后来上大学前的每个暑假，我都是在与爆竹打交道中度过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做爆竹的好手了，从早上七点左右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一天下来能做大概10000个小的爆竹（除去成本，也只有20块钱左右的利润）。福建的7月、8月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火药在高温下容易发生爆炸，因此这个时候也是做鞭炮最危险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我时刻都在面临着死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不小心就足以让我像许多乡亲一样死无全尸。但我别无选择，我得多做一点，为上学，或者为以后上大学多存点学费。1996年8月下旬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不是兴奋，也不是激动，而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终于解放了，我终于可以不用在死亡的边缘上活着了！

　　我们用一根细细的线把一个个爆竹连起来，连成一串，有1000响的、有500响的，也有100响、50响甚至更短的。可又有谁知道，生活却用这一个个小小的爆竹，把我们的生命连起来，连成一串，长短不一，至于每个人的长短，实在是由不得我们的。我庆幸，我的生命终于可以从这些小小爆竹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了，但能够从中解脱出来的，又有几个？

　　我从东南沿海的福建负笈而到了千里之遥的天府之国，对家乡的情况自然了解得少了。然而去年寒假回家，在我回到家的前一天，临村发生爆竹爆炸，据说是在配置50斤火药的过程中发生的，50斤火药让4间房屋只留下地上一个大坑，那个死者，其家人只最后在周围树上、屋瓦上拣得半脸盆的骨头。

　　2000年江西发生数次烟花爆竹大爆炸事件，惊动了中央，朱总理指示要限制烟花爆竹的生产，作为爆竹生产地的家乡，自然首当其冲，镇派出所几乎每天都出动公安挨家挨户没收爆竹和与爆竹有关的所有工具材料。于是除了一些人偷偷摸摸做一点以外，大部分了都“洗手从良”了。然后接下来的事，他们该怎样让生活继续下去？毕竟除了做鞭炮，他们多数没有其他手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六合彩（一种赌博）迅速走进了几乎每家每户，村子里的人，不论男女老少,大多沉迷于六合彩。去年寒假听一长者说，自从禁止做爆竹而来了六合彩，本地的生活水平明显就下降了，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用不了2年，恐怕家家都会倾家荡产。

　　我能说什么呢？

　　关于教育

　　教育，说来又是一个多么让人辛酸的话题。

　　说来不怕人笑话，我到四岁才会走路。不是我四肢有问题，实在是生活使然。刚出生不久，因为父母每天都要去参加生产队统一组织的劳动，而且总是早出晚归，于是就把我“全权”交给了比我大不到7岁的二姐（就是救过我命的那个姐），于是我便开始了在姐姐背上的四年生涯：早上起床后吃过奶就由姐背着；中午由她背着我到妈干活的地里，放下来吃过奶后再回到姐的背上；晚上吃过奶后差不多就要上床睡觉了，至于其他时间，则几乎全在姐的背上。当时二姐正读小学，于是她便背着我走进课堂，让我提前接受了小学教育。不过那时的我爱哭，一哭，老师就让我姐出去哄我，免得影响大家，久而久之，姐的成绩就难免不受影响，而姐小学四年级还没读完就辍了学，却无论如何也是因为我的到来而给她带来的灾难，而我也因为一直没有得到练习走路的机会而到四岁以后才开始蹒跚学步。

　　我从还不到一岁就开始“上学”，如今26年已经过去。这26年是怎样的一段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岁月，我想无需我赘言，我想要说的是，26年前我所进的那所学校，如今还是一如既往地在风雨里飘摇，校舍依旧，操场依旧，惟一不同的，大概要算小学5年级时我们那届同学植树节那天所种的树，如今已经冉冉长成。更让我无言的是，这里进出的学生——其中也包括我同一个家族的众多晚辈，还是如我当年一样，上大学，对他们而言绝对是想都没想过的事。

　　我就读的小学离家比较近，还不到2里，而上了中学，离家就远得多了，5里左右，而一天要走6趟：早上去，中午回来；下午去，傍晚回来；吃了晚饭去上了晚自习后再回来，这样算来一天就得走不下30里路。不过也许因“祸”得“福”，大学期间，我曾作为学院主力运动员参加了三次校运会并取得5000米项目一次亚军、两次季军的成绩，这也许应该首先归功于小学时代的“远足”经历。由于从家到学校都是水田，因此我们只有沿着田埂走，而从开春播种到秋收我们所经过的田埂几乎都是烂泥一片，走起路来非常艰难。经常上晚自习时或者回家途中突然下起大雨，由于没有带伞，也就只有冒着大雨，在闪电的照耀之下像只落汤鸡一样往家里狂奔。对于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农活通常要干到天黑才收工，因此晚饭普遍都要八九点才吃，我家也不例外。而学校傍晚5点就下课了，回了家，多数时候父母都不在家，家里没有菜，或者只有中午吃剩的一点，至于米饭，那是早上就煮好了的，到晚上的时候结成一团，结实而冰冷。这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晚餐。后来实在吃不下，就想了个办法，自己动手烧一勺开水，再到菜地里拔几棵葱，洗干净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后放进锅里，再放点油、盐和味精，前后不用5分钟就可以做好这道被我称之谓“葱花汤”的菜了。不过开始几天感觉蛮香的，而且可以泡着冷饭吃，饭也不会那么难以下咽了，但这种菜吃多了，难免感到厌恶，曾几回心里感到很委屈，吃着吃着就哭了，吃不下，放下碗筷就去上课了。

　　到初三的时候，因为是毕业班，学校给毕业班的学生安排了宿舍，可以寄宿了。寄宿的时候，饭是自己用饭盒装好米和适量的水，放到学校饭堂里由学校统一蒸；菜是从家里带来的萝卜干之类的咸菜，一般每周回家一趟，返校的时候就带足未来一周的米和咸菜。学校旁边有条小溪，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从家拿来的咸菜，再去食堂拿了蒸好的饭就直接跑到小溪边吃。学校蒸的饭虽然很香，不过没有水分，又没有汤，干饭配咸菜实在难以下咽，于是就在小溪边上挖个小坑，用调羹舀来泉水和着饭一起吃，于是就在这泉水泡饭中送走了这一年。

　　生活是艰苦的，而真正让我们绝望的，则是前途的虚无。中专是不敢想的，除了那些年级排名5名以内的尖子生；而上高中，一来要求成绩很好，否则考不上，二来要家庭比较殷实，否则是缴不起那些费用的。尽管我当时所在的中学升学率在全县排名前十名，但每年能够读中专或者高中的，300人当中不超过10个。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所能做的就是毕业，回家干农活，做爆竹，然后娶老婆，或者嫁人。我那一届六个班总计360多人，除了五六个上了师范学校、三四个上了高中，加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通过关系找到学校复读一年初三（为了不影响下一届的升学，当时县教育局严禁复读，因此要想找个学校复读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其余的都回家了，真正实现“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年段排名恐怕还不能进前50名，因此也并不抱有升学的希望，但尽管如此，暑假里中考成绩出来后，由于离高中录取分数线还差了几十分，关于下一步的出路问题一下子就摆在了面前。记得当时看到宣传单上有广告说少华山招学武术的，虽然我不知道少华山在哪里，但觉得去学武术也不错，于是跟父母说了，但并没有得到支持，他们觉得我还太小了，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到了9月，村里的同年龄段的人读书的读书去了，学手艺的学手艺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每天上午放牛，下午像只无头苍蝇似的四处晃荡，那时候我开始真正体会到了恐惧，对前途的恐惧，也正是那个夏天，一下子让我变得成熟。

　　所幸的是，临近10月的时候，大姐夫通过关系帮我找了离家很远的一个中学复读。于是我又重新扛起箱子，开始了新的生活。请原谅我的愚钝，初三复读一年，尽管经历过阵痛的我无比努力，但第二年的中考成绩仍然没有达到县一中的录取分数线，也达不到我所填报的参考志愿的那个学校的录取线，于是我一下子又陷入了困境之中。感谢我的姐夫，又是他在我人生十字路口中救了我一把，通过关系将我弄到了离家同样很远的一所高中，尽管这只是全县的末流高中，但毕竟使我的命运得以改写。

　　说实话，从小时候起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从没想到过我有朝一日能够踏入大学的校门，而如今的我却已经是研究生即将毕业。每每想起此，我都会把所有这一切归于我的幸运。我明白，我是幸运的，但我明白幸运之下的我实在只是一个特例，那些比我年幼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仍然一拔一拔地走出初中的校门，结婚，或者外出打工。我相信农村孩子不比城里孩子笨，教育机会的匮乏和家庭经济拮据无法支付日益膨胀的学费是他们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主要因素。

　　山 洪

　　“懵懵懂懂，惊蛰好落种。”说的是到了惊蛰，差不多就该播种了，否则要误了节气。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说法如何，反正闽西农村大抵都是如此。等出了正月，随着梅雨季节的来临，新一年的农忙也就拉开了帷幕。

　　浸种、催芽、下播，这是春忙的三步曲。刚开春，气温还很的，谷子在冷水里是不会发芽的，于是就先用冷水把谷种浸泡1～2天之后，把它装进蛇皮袋里，扎紧，然后用温水浸泡，每天2次，持续大约3～4天后，谷子就逐渐长出嫩芽来，差不多也就可以下播了。当然，种子下播前还得梨田耙地，那唤牛的吆喝声，二十几年不变地存活于我的脑海，而那铁的梨耙木的陆轴（客家语，一种农具），以及老水牛的步伐，都一如千年前的样子，客家先民魏晋南北朝以来从中原往南迁徙之时随身所带之物，除了书籍，也许就是这些家什了。

　　等莳了田（即插秧），南方也就开始进入了夏季，对于农民来说，水，便成了他们的头等问题了。虽说我们那边四处环山，但由于砍伐严重，那些山都成了“和尚山”，光秃秃的以至于连碗口粗的树木都很难见到了，其结果是天晴缺水，落雨成灾。在我的记忆里，干旱是一年的主旋律，只要隔上三五天不下雨，就该为水田的供水问题发愁了。由于水少田多，只好将有限的水源分成几个部分，而因为担心别人做手脚，各家都派专人负责看水，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担当起此任务了。离家近一点的水田倒好，远点的，就只有一直守在那边了。我还很记得，为了看水，父亲常常整夜整夜地守在山那边的几块水田边，第二天才带着一身被蚊虫叮咬的包回家。自我有记忆起，几乎每年都会因为分水问题而发生数起斗殴，而干起架来，随身携带的锄头便成了进攻与防御的惟一武器，也因此死亡事件时有所闻。

　　如果说干旱是一年的主旋律，那么每年数次的洪灾便是重音符了。我们家前面400米处是一条小河，而小河两边是大片农田。这条小河养育了我们，却也不时地给我们带来灾难。小河上部有一条支流与之汇合，由于支流与主流呈直角状，因此一旦天降大雨，支流之水便轻而易举地冲毁了汇合处的河堤，于是乎大片农田顿成泽国。最严重的一次是1996年，也就是我上大学那年，闽西发生特大水灾，我家乡也不能幸免。连续一个晚上的特大暴雨形成了水漫金山之势，许多农舍被山洪冲毁，猪牛等家禽家畜被冲走，据说还被冲走了2个人，后来也一直没有找到。那滔滔江水足以让每一个见过的人都感到恐怖。大水几天之后才退去，而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肥沃的稻田已经成了一片沙滩。由于堆积的沙子平均在一米以上，要除去这些不速之客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地方政府对这次受灾的村民没有一分钱补助，再加上当时冲跨的堤坝一直到1999年才修好，于是这期间谁都不去理会那成片的沙子，一来是因为，如果花费一两个月好不容易把沙子挑走，由于上游“不设防”，只要以后下大点的雨，席卷而来的大水随时会让你的辛劳灰飞烟灭；二来如果挑走沙子重新种植，减产是不可避免的，但按照以往惯例，公粮还得如数交纳，也许收割到的仅有的一点粮食还不够交公粮呢！于是这大片沙子自我离开家乡读大学开始存在，而我2000年读完了大学，还静静地躺在那边晒太阳，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此外，这次水灾经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之后，村里收到镇里发下来的一些外界捐钱捐物，但我所知道的乡亲们没有一个人拿到过一分钱一件衣物，据说到了村里之后都被村干部独自享用或者分少许给其紧邻去了——我承认我的思想觉悟不高，几乎没有主动捐过钱物，不是因为我不想捐，而只是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捐了，我那点微薄的血汗能否填满少数人无边的私欲。行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了这样一幕：1998年我随学校“三下乡”服务队到国家级贫困县四川通江进行社会实践，期间遇到一位在深圳创业身家千万的当地人，他专程从深圳赶回来，目的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之下建一所希望小学，然后把它移交给当地政府，他认为如果只是把钱捐给政府，那么他所捐的款项中到底有多少能够真正用来兴办学校，他心里没底。当然这是后话了。

   今天并没有什么特别，即使今天我24岁，于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就像有爱人在身边，会觉得每天都是情人节一样，于我而言，每一天我都过着生日，因为，每一天，我都在老去，抑或，成熟？

    我实在不愿意来纪念这样的一天，是因为我实在觉得没有纪念的必要。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过生日这么麻木，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到经受生活磨难的人们时会那样心疼。人再大，不过世间微尘，功名利禄，金钱美女，都是自己给自己施加的负累，我不被一切虚无浮华的东西打倒，也不为一切狐假虎威的权威而折腰。我，24岁的我宣布，我要配得上一个真正的“人”的称号！

    我有了生命以来，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仅仅经历了二十几个寒暑，但是这短短的时期也并不是白白度过的，这其间我也曾看见了不少的东西，知道了不少的事情。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是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般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这是年轻的巴老在写《家》时的感言，我时刻用它来提醒自己，告诉自己——人人都会有恐惧，但也会有比恐惧更强烈的感情；生活中很多丑恶，但还是有美好的东西存在；人的生命都很短暂，但还是有一些可称是永恒的东西可以留下。我希望，在若干年后，在我对每一个年头的转换都会感到恐慌的时候，回想起二十岁的自己这样存在过，思考过，即使那时已然完全没了当时的激情和感觉，但是能一想起这件事，总还是暗暗高兴。

   几句话，以为纪念！！！

   三种强烈而持久的感情支撑我的一生：对知识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撕心裂肺的同情。

   当忠诚的双眼与你哭泣时，值得为生命去受苦!

   我将永远困惑，也将永远寻找，困惑是我的诚实，寻找是我的勇气。

    生日快乐，行吟骑士，永远快乐！

农村，被背叛的记忆

萧  武

    还很小的时候，跟父亲去送公粮。天很热，人很多。我们排队排得太靠后，就到仓库外面去乘凉。我要吃西瓜，父亲去买了。我做在一个碑子下面，觉得有东西硌到背了，就转身去看。碑上有字，曰：村镇慢行。  
  　　不大一会，父亲回来了，捧着一只西瓜。吃完了，我问：碑上的字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村镇？父亲答道：就是乡下人走路小心，走慢点。什么叫乡下人？他指了指和我们一样铺开化肥袋坐在路边的树阴里的人，说：就是他们。那么我呢，也是乡下人吗？是的，我们是乡下人。  
  　　我们是乡下人。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大概只有八岁。我们是乡下人。所以，我们走路要慢一点，不要去碰汽车。汽车是“乡上人”的，乡下人要给“乡上人”让路。        　　四年级那年，风调雨顺，丰收了。我家也沾了光，跟着丰收。玉米卖了一点钱，烤烟也好。这么多年以来，我的记忆里，那年是我家经济上最宽裕的时候，有件事可以为证，我家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就是那年买的。从那以后，每天放学以后，除了做作业之外，可以看电视了。  
  　　啊，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跟我们一样大的孩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老师不会叫孩子们出去帮他家种玉米、拣麦穗。电视上每天都是这些。  
  　　要是我们也能那样多好？  
  　　我要上那样的学校，我说。不，你不能，奶奶一边用针搔头发，一边说。为什么？因为那是城人里人才有的日子。  
  　　哦，这是城里人才有的日子，我要去城里。父亲说，好吧，去城里。  
  　　  
  　　车窗边的杨树一排一排的向后倒下去，车窗外是秋天的一律金黄。生平第一次感受坐汽车，果然与坐自行车不同。以前也坐过，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人心情畅快。今天要去公园，去少年宫，还要去买一支冲锋枪。有了它，就再也不用玩父亲用木头削成的那个了。据说，这种枪会响的。  
  　　街道干净而宽阔，没有来去的牛羊，没有架子车，没有那么多的草帽。汽车来来回回，警察戴着墨镜挥舞着手臂，孩子们的头上没有土，脸上白净。阳光明媚，心情舒畅。  
  　　从商场里出来，抱着冲锋枪，我拼命的按电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在商场门前的台阶上跑上跑下。父亲跟在后面，手里拿着刚买的书，以后我就不用看那本黑白色的《三国演义》了，那上面的人都很胖，裤腰带勒得肚子都凸出来了。这是《安徒生童话》，父亲说，里面有很多故事。  
  　　一个小孩走过来，穿着一双小皮鞋，说，给我看看你的枪。我说，好啊。他捧在手里边喊边朝行人扫射，嘴里的吐沫四处飞溅。我刚拭去飞到我脸上的吐沫星，准备问他叫什么名字，一个女人走过来了。卷卷的头发，穿着裙子——村里人说，这种人大多是“卖”的。  
  　　你在干吗？她厉声问。  
  　　孩子没回答，还在摆弄我的枪。  
  　　走，跟我回家，没出息，跟这种乡下人有什么好玩的。她把枪抢过来，一把塞在我怀里。把孩子带走了。孩子有些不甘心，边走边回头看。  
  　　父亲说，走吧。我边走边想：城里人不能和乡下人玩吗？父亲说，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城里人，你是乡下人。  
  　　我要当城里人。  
  　　那你就考大学，考上了就再也不用当乡下人了。  
  　　  
  　　高二那年，我看穿了世界，发觉活着是一件最无聊的事，人逃不过死亡。这是《红楼梦》告诉我的。考上大学怎么样？能不死吗？能有一段让我激动的爱情吗？  
  　　青春无可奈何的逝去的忧伤像一条蛇一样，缠绕着我。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凡人故事”。一个到北京打工的小伙子，二十岁，在工地上做小工。面对摄象机，他略带羞涩的说，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用来找老师、学音乐。他爱唱歌，他要唱歌。故事的最后，他背着一把吉他往前走。城市的霓虹灯在闪烁，他瘦弱的身体越来越远，消失在城市的黑夜里。  
  　　我突然感到了一个意象的造作与矫情。那是齐秦。他也背着一把吉他，把背影留给了人们。跟在后面的人们阵阵尖叫。电子制作出来的苍凉荒原不过是一张图画，长发飘飘不过是一个记号。只有他才会说“寻找那梦中的草原”，在草原上的人们永远不会。  
  　　我在高中毕业的纪念照上写道：“到底是我征服世界，还是被世界征服？”那张照片上的我，意气风发。  
  　　因为我知道，我将远行，到城市里去。我和送行的朋友们站在车站，旁边的音像店里传来的声音是刘欢在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  
  　　我趴在奶奶的坟头磕了九个头，其中有两个的意思是，我要到城里去了。她这个满族正黄旗的大家小姐，在那个院子里生活了五十年，当了五十年的农民。她的炕上挂着一张画，叫梁州风光。打我能记事起，从来没有拿下来过。  
  　　  
  　　“我那个时候啊——”，他是江苏南通人，一个寝室的室友，“穿得破破烂烂的，像个农民一样——”  
  　　“农民怎么了？”另一个同学白着眼睛问他，“为什么穿得破烂就是农民？”  
  　　他不说话了。  
  　　“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大一的一年里，我被人看作在研究“农民问题”。我在图书馆里翻那些堆满了灰尘的关于农民的书，试图给自己一个答案：为什么我是农民？  
  　　城乡二元体制、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农产品生产周期、土地所有权、农村社会保障……我找到了很多书，但是没找到答案。  
  　　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有句话：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我兴奋得差点扔掉了手里的饭盆。因为这是头一次，在此之前，从来只关心农业是否丰收，产量如何，农民不存在，至少在有些人的想法里，粮食丰收了农民的收入当然就好，粮食产量在增加，农民的收入当然在增长。  
  　　  
  　　有人看见了我手里的《拯救与逍遥》，问我：“哎，我说，你怎么不研究农业问题了，搞起这个来了？”  
  　　谁说的我是研究农业问题的？  
  　　大一那会，你不是天天窝在帐子里看农业问题吗，我还以为你打算研究这个呢。  
  　　我笑了笑，没话说。  
  　　大三了，该考研的人都在准备了，该考律的人也看他们的教材去了，我却从农业问题路过新儒家、现代化理论、晚清史、一直到了文学史、“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甚至还看了几本关于市民社会的书。我第一次决定写一个文章，题目是《城市化批判》。  
  　　在那些日子里，我跟一起走州过县到了同一个学校的高中校友每天晚上都在操场不停的绕圈，从“法与法律”到现代性的悖论、西部大开发，几乎无话不谈。每次，我们都激动难抑，他都要发誓从明天开始研究这些问题。  
  　　大四了，我们去了深圳找工作。晚上住在别人免费为我们提供的酒店里。刚一进去，他看着地毯，脸上一阵古怪的笑容，跳上床，打了几个滚，爬起来，笑嘻嘻的说：“哈，没想到我们居然也有今天？我们住了这样的酒店？”  
  　　大概半年前我们一起想办法为他母亲的病筹钱的事情已经淡忘了。终于，他去了人民银行。又过了半年，我把《裂缝：穷人与大学》发给他看，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文章有什么意思，中国人民银行要进行体制改革了，你知道吗？  
  　　我确实不知道。诗人们把栏杆拍遍，“思想家”们把圣人的遮羞布看穿，贵人们的宴席把心肠戳烂，都与我又有何干？我不过还是个“走在城市背后”的人。  
  　　  
  　　这城市是一坐迷宫，我像一只苍蝇，在玻璃墙上撞来撞去，想要找一个出口。日子像流水。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我就快要麻木了。  
  　　一个稚嫩的声音从遥远的长春传来，听得出来，他鼻子有些塞住了。这是堂弟，去年他也跳出了农门，成了城里人。他说，他们隔壁寝室的人都有电脑，就他们寝室没有，因为他们都很穷，是农村来的。  
  　　一个当时的同事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不知道是什么学校，据说要十万才能拿到毕业证。复读算了，这还上什么上？我说。这有什么，考上了当然要上，干吗不上？他回答。一个专科文凭能值这么多钱吗？能，花多少钱都没关系，只要能有文凭。我把我的文凭卖给你，我比他的这个高级，也只要十万，你要不要？他笑了。   
  我问堂弟，你一个家里给多少钱？200块。够你用吗？够了，我吃得少。  
  　　考上的时候，他对这个并不满意，因为这不是重点大学。他想重考。你赶紧滚吧你，不去就别念了，没看见你妹妹也快了吗？这是他父亲的话。他妹妹考上了一个重点高中，因为是农村人，要多交800块，于是只好放弃。有人提出，把你的录取通知书卖给我，给你500块。对不起，就是卖裤子，我也不卖这个。这也是堂弟的父亲的话。  
  　　当有人让我给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家人捐200块时，我无话可说。如果我有200块可以自由支配，我会给我的堂弟，让他吃一顿饱饭。  
  　　  
  　　“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是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但是农民不属于这“人民”。  
  　　文-革结束了，普天同庆，万众欢腾。当年的知青们终于又堂皇的成了城里人。当年的知青们忆苦思甜的机会来了。  
  　　在乡下的那几年啊，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没有电灯，没有肉吃，每天劳动，农民们无知而愚昧，还老想整你，一看见漂亮女知青就动念头。他们说，很多人都相信了。  
  　　隔壁住着一个江苏来杭州打工的人，55年出生，见证过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高中毕业后，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生产队长。但是他说：  
  　　我们怎么会迫害知青呢？他们是城里人嘛，什么都不会干，劳动的时候专挑轻松的给他们；全村的人都住草房，他们来了，我们赶紧给他们盖了瓦房；怕他们想家，我们就千方百计给他们搞活动。什么？我们强奸女知青？你以为他们都是仙女啊？何况他们有的就是县城里的。毛主席发过通知？我没听说过这事。我们对他们应该还算是不错的。  
  　　说实话，我宁愿相信邻居的话，因为他是一个远离“主流”记忆的个体记忆，是一个非典型文本。只可惜，他的声音将永远被埋没在帝王将相的战记和语录里。他们生活在一个“不是人过的”地方，但他们却是人，而且，是远比那些背叛记忆的人更真诚、可信的人。  
  　　  
  　　1998年，洪水淹没了中国，却独独漏掉了我们黄土高原。我们黄土高原不在中国。当年我们家乡的降雨量只有常年的20%，事实上是一滴雨都没落下过。但是当年的公粮、购粮一分也没少缴。我和同学一起坐火车跨过长江，无数的良田民舍只把顶漏在水面，其余的部分全被压在下面（后来我才知道，自由主义就是在这年浮出水面的，真是该感谢这场大水啊，让我们有了如此精妙的理论）。朋友感叹道：这边的水太多，我们那边的水太少，天哪，真是不开眼。毫无疑问，N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将会是国家领导人站在抗洪前线上的激昂讲话和军队战士们英勇的身躯，遥远的西北的黄土高原上的干旱不在历史叙述的范围之内。  
  　　寒假回家。家里人告诉我，隔壁的邻居一年来只买过一次油，大概是五斤。每次炒菜的时候只是用抹布在锅里擦一擦，至于口粮，则是玉米，因为小麦他们已经买不起了。另一家的四口人只有二亩地，两口子天天在地里弄，结果没下雨，全白费了。实在没办法，他们两口子出去打工了，两个孩子放在他父母家混饭。我这才想起学校里的景象，食堂的垃圾桶里堆满了米饭。也许，在他们眼里，自己出了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市场经济嘛，出钱就是大爷，我出过了钱，这东西就是我的了，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至于小学念过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都是什么年代的事了？  
  　　  
  　　2000年的元旦，千禧之年，烟花纷繁，万众欢腾。我在一个餐厅里，手拿抹布，走来走去；一个同学在城市的寒夜里卷着棉衣，低着头走。他父亲进城，被汽车撞倒，汽车扬长而去，回家去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他从学校回家，一筹莫展。20世纪的最后一天，他去找有司，想“讨个说法”，得到的只是冷冰冰的面孔和一句“我们要过年了，过了年你再来。”看着城市上空的烟花和遥远的星穹，他只有走，不停的走，虽然他不知道去哪儿。  
  　　毕业后，他去内蒙工作，在北京转车。站在六月的炎日下，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小的时候都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可我发现北京根本不爱我。  
  　　他坐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别人要200块。他跟别人犟了几句，一群人冲过来，拳头和脚像雨点一样落在他身上。  
  　　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他说。他走了，去了内蒙，一个遥远的边防小镇。  
  　　  
  　　“下去，下去！”  
  　　我在人堆里挤来挤去，几个胖女人把我夹在中间，寸步难移。背上一个大包，手里一个大包。  
  　　我刚到杭州，在公交车上，车已经开了。  
  　　我把包放下来，搁到地板上，往前挤。两个一脸茫然、衣衫褴褛的的女人站在车门口，因为他们根本就听不懂那些人在说什么。  
  　　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女售票员用力的推她们，大概是想把她们从门缝里推下去。  
  　　怎么回事？我问售票员。  
  　　她们不买票。  
  　　是真的吗？我转身去问她们。  
  　　她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大概的意思是，她们不是不买票，是她们不知道坐公交车得自己投币，她们没有准备零钱。  
  　　我掏出两个硬币，塞进投币箱，推开售票员，让她们站了上去。  
  　　  
  　　我和同学在深圳。  
  　　站在火车站出口，一个同学说：啊，什么叫现代化，来过了深圳才知道什么叫现代化，高楼大厦啊……  
  　　我们参观深交所，一个同学说：啊，钱在这里算是什么呢？  
  　　门外那些从路灯下逃亡一样闪过的身影，那些坐在高楼大厦背后的地板上卖菜的人们，那些在城市的背面徘徊着的《流浪歌》的声音，那些地道里的乞者，他们有钱吗？他们感受到深圳的现代化了吗？  
  　　出了图书城，有很高一段台阶，让人感觉是在俯瞰世人。我知道，我会被这里拒绝。  
  　　  
  　　在我看了一些简单的人类学的书之后，突然发现，我们那边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标本，写成书也许可以提供很多东西。但是，我放弃了，因为这是一种出卖。  
  　　姑姑在电话里问：你在那里怎么样？不行的话，就回来吧，现在正在登记，可能会安排工作的。  
  　　我沉默良久，终于说：算了，我不想回去。  
  　　哦，要是你在那边过得好的话，那就不用回来了，她说。她永远是善良的，但是我不知道她身上的病魔会在什么时候战胜她。  
  　　我知道，我回不去，对于那片黄土地来说，无论我是否富贵，或贫穷，我再回去，虽然那里会接受我，但我知道自己会良心不安。  
  　　因为我是一个叛徒。

   这不是一种背井离乡的痛，而是浸润在血液、心灵中的无力的痛。居住在城市中的我们，每天看到的习以为常的情景，似乎不能再触动我们。我们的情感与另一个庞大人群的疏离，我们的麻木自私，自以为天经地义的见惯不惊，让他们无助，让他们惶惑，才是这种痛的根源。这本书所写到的弥漫在城市边缘和萧条乡野的痛，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严重的问题一农村问题。你在本书中看到的，不再是无力的呼吁和廉价的叹息，而是与父老乡亲们融为一体的甘苦体验。我们获得的不再是一种道德满足，而是完成一次净化自己的博爱之旅。

                ————《乡村悲情：乡痛，在城市的深处——前进中的中国的乡村悲情》